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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16日，上海长达一个半月的封控，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放宽：

不再限制离沪，部分铁路逐渐恢复了正常。

街头依然萧索，绝大多数的店铺、企业，都没有开张；一些饭馆即使恢复了营业，也只能外卖，禁止堂食。

但是，有个罕见的例外之处：虹桥火车站。

解封第一天，就有超过6000人，乘火车从上海离开，到5月25日，随着增开更多列车，单日乘车离沪者增至3.5万人。

此外，还有通过自驾等方式离沪的。“独自骑单车上千里回老家”等新闻，比比皆是。

这种多年罕见的景象，是“瘟疫时代”种种魔幻的冰山一角，渗透着众多普通人的泪水。

然而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，这种令人嗟叹的场面，已经发生过多次——其背后的种种社会因素，甚至比疫情本身，更发人深省。

当代美国学者弗兰克·M·斯诺登，出版了一本新书《流行病与社会》，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，非常值得一读。

千辛万苦，只求跑路

离开“半解封”的上海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首先，要向目的地进行报备——光是这一关，就把不少人死死卡住。

一些幸运者，向目的地（通常是自己老家）的居委会或村委会进行报备，一番“求爷爷告奶奶”，终于得到了允许。

而这，仅仅只是购票离沪的最基本资格。

接下来，是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“削尖脑袋”抢火车票。

为了一张票，不少人不得不求助于灰色渠道，加价几百元、上千元。

接下来，是在48小时的核酸有效时段内，设法赶往虹桥车站，坐上火车。

由于很多公交尚未开通，以及从家到车站之间，可能设有很多封控路障，对很多人而言，通往虹桥之路，堪比一场艰险的长征。

有人乘坐价格近千元的黑车，来到车站的一刻，对黑车主充满感激；

有人冒着酷暑，骑共享单车穿行几十公里，或者，拖着行李箱步行六七个小时；

还有人前一晚就来到了车站，打地铺过夜，却又担心身边的行李，整宿不敢合眼。

等候进站的长队，从车站大门口，一直排到高架桥上。

而此时，一些人的核酸有效时段，已经接近48小时的尾声。

直到进站乘车的前一刻，依然有人因48小时的核酸有效时段，仅仅超出了几分钟，而被拒之门外……

相比之下，知名歌手罗中旭，是非常幸运的。

老家在天津的他，在上海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封控后，终于抢到一张二等座车票，在5月23日登上列车，离沪回乡。

乘坐高铁时，他和其他众多乘客一样，穿着防护服，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即使饥渴难耐，也不敢摘下面罩喝口水。

终于熬到终点，他晕晕乎乎、两腿发软地走出车站，外面是三十度的高温，但防护服依然不能脱下。

然后，他和其他众多离沪回乡者一起，被安置在一家酒店，开始了十四天隔离。

“进了酒店房门，脱下防护服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就像从汗水里捞出来。全程十个钟头，没喝一滴水，暴汗虚脱，这就当减肥了！”

——这一切，难免让我们想到书中，欧洲黑死病期间的“大逃亡”。

很多住在伦敦、巴黎等大城市的中产之家，放弃了家业，逃到人烟稀少的乡村，或者山里。

路上遍地尸体，不少人为了避免与之接触，穿上特制的高底靴，即使三伏天也身穿严冬的衣服，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就这样长途跋涉至少一天一夜，才终于来到远离人烟之处，然后，将鞋子和衣服就地扔掉或者烧掉，找个小河，跳进去清洗一番……

而这个过程，也导致一些人感染风寒。

如果是一家几口人逃亡，感染风寒尤其是发烧者，通常会被其他家庭成员视为瘟疫感染者，被驱逐离开，任其自生自灭。

这类惨痛的历史场景，仿佛一直阴魂不散、不断轮回……

逃离在“黎明”

如今的众多离沪者，在疫情封控前夕，大都并不想离去，都期待着非常时期尽快过去，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

此后，他们经历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封控。

而他们的“逃离”，是在熬过至暗时刻的黎明时分，也就是即将全面解封、一切如常之时。

可想而知，其中的大多数，不是特殊时期的“逃难”，而是在这期间，已经想好了、铁了心：

“我已经对这个城市不抱希望了，只求一走了之；即使这里一切恢复如初，我再也不打算回来了！”

根据近期的一项调查，超过500万的外乡来沪务工者，都表示在封控期间，多次考虑过“要离开上海”。

他们当中的多数，都是上班族，封控期间，很多人的公司倒闭了，薪水突然断掉了，下个月的房租，和各种生活成本，都成为燃眉之急；

也有人是投资者，在上海开饭馆、办公司，投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，如今血本无归。

然而，上述种种原因，也只是表面，更深层次的，是内心深处的长久创伤。

那个在大家长期以来的心目中，开放度国内顶尖，充满机遇和魅力的“魔都”，在漫长的封控期间，仿佛轰然坍塌。

依然高楼林立的上海，变成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感、不安全感，无情无义，甚至即使有钱也可能陷入“饥荒”的伤心之地，一个随时可能将众多普通人活活吞噬掉的巨兽。

“从此逃离，再不回头”，是一种自发的避险，也是在封控中历经漫长的矛盾心理和痛苦权衡，最终的理性选择。

如书中所言：

疫情下的城市，除了更高的人传人风险，还有缺粮、缺水、缺医少药等次生灾害，有些时候，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。

逃离城市，是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策略，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少数幸运者的“特权”。

呼唤大城市的人间温情

“平时灯红酒绿、浮华无比，一旦出现疫情等自然灾害，便沦为丛林——尤其是普通人，所有的个体，生死存亡和各种悲欢离合都变得无关紧要，随时可能被牺牲掉。”

“这是自古以来，疫情期间的都市常态。然而，一个进入现代文明的社会，不该再重复此类悲剧。”

书中在讲述了很多历史上的疫情灾难后，大声疾呼人间温情，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政管理，更需要转变观念，将“灾难之下，适者生存”的原始丛林思维，置换转变为以人为本、注重个体尊严。

尤其是，能够“逃离”的，哪怕绝对人数再说，在为数更加庞大的“外乡谋生人”群体中，也只是幸运的少数。

即使目前离开了上海，回到了老家，或许，在并不久远的将来，也会再找个和上海差不了太多的大城市。

在工业社会，绝大多数劳动者，都对大城市有着格外的依赖。

从上海，到其他各大城市，在封控结束后，其日常运行的各个环节，同样离不开来自五湖四海的众人。

如果没有吸引和留住“外来人”的魅力，其繁荣就会变成无根之木，难以持久。

这次“逃沪浪潮”，是对上海城市治理的一张黄牌，一个长鸣的警钟。

但愿，教训之后，能换来反思，换来治理观念的全面提升。

但愿，书中讲述的那些“疫情之下的社会悲剧”，不要继续“周期性的无限循环”，能够在上海，永久地画上休止符……

图片/均源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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